爆料台灣漁船為何偏愛販毒到印尼，暴利及海岸線長，很難捉到，但抓到就是死!

財神報爆料天地: 爆料者:報導者&自由亞洲電台—-

印尼政府從2015年開始，為執法單位添購武器裝備，2016年則開始了類似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掀起強硬的反毒戰爭。「態度要硬起來，尤其對拒捕的外國毒販不要手下留情，直接開槍射他，我們現在面臨著緊急毒品危機。」佐科威在2017年7月在公開場合指示警方，不要擔心會引發外交事件，放手去做。

而台灣的販毒集團，就是印尼警方強打的目標之一。

從2014年到2018年的4年內，印尼警方在緝毒的過程中，光是台灣籍的嫌犯就被擊斃6名。到2020年初為止，印尼總共有123位因毒品而遭判死刑的外國人，其中21位是台灣人，佔了六分之一。

雖然印尼的司法系統腐敗，官員經常被收買、賄賂，讓印尼的監獄裡可以帶手機打電話，只要有錢，可以便宜行事，但運毒的外國死刑犯都是受到輿論矚目的大新聞，這樣的案件幾乎難以靠金錢扭轉判決。

死刑的威脅如此明顯，為什麼包括台灣人在內的跨國販毒集團，仍爭先恐後進入印尼？

為了暴利，亞洲毒梟不放棄印尼樞紐

人口多達2億6千萬的印尼近年來經濟起飛，經濟結構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中產階級人口增加。印尼2000年從亞洲金融風暴中恢復以後，每年的GDP成長多為5％以上，與台灣在1980、1990年代經濟起飛時，因為社會結構改變而掀起的安非他命狂潮，有些許相似之處

根據印尼官方2018年公布的數字，印尼總共有600萬的用毒人口、其中未成年人佔了160萬；平均每天有37人因為用毒而死亡。除了城市裡的中產階級會花錢買毒品，安毒也被輸入郊區的村落，甚至國、高中生也開始吸食毒品。

為了搶攻印尼新興毒品市場，這些年，跨國販毒集團搶進這裡，而台灣則一直有人利用漁船運毒。尤其是2017年7月以及2018年2月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印尼警方就破獲了兩起超過1,000公斤的安毒走私案，打破印尼有史以來破獲量的紀錄，而這兩起案件都跟台灣人有關。

印尼幅員廣闊，海岸線總長度達54,000多公里，世界排名第二，比俄羅斯、澳洲都來得長；全國由17,000多個島嶼所組成，只有6,000多個島嶼有人居住，超過萬座無人島的數量，讓印尼海防無法負荷。運毒漁船會在島嶼間穿梭，躲避查緝，再找尋合適的上岸地點。

他們把毒往印尼輸送，是因為暴利。

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統計，安毒生產地緬甸的安毒價格1公克只要不到10美元（約新台幣300元），而同樣1公克，在印尼售價賣到100美元 （約新台幣3,000元） 以上。在印尼東南方的澳洲跟紐西蘭，這兩個國家的安非他命單價在1公克500美元 （約新台幣1.5萬元） 以上。對於販毒集團而言，從緬甸產地出來後，將毒品輸入印尼；又或把船再往東南進入澳洲、紐西蘭，獲取更高的利潤。

高利潤，讓亞洲販毒集團都看上了這條毒品販運路線。其中，讓這個毒品物流系統持續運作的關鍵角色之一，就是台灣的漁船、漁民，和一群底層的中年男性。

印尼緝毒局主任：「雖是小角色，運毒進來的都是台灣人跟台灣漁船」

2018年5月4日，在雅加達的毒品銷毀儀式上，印尼國家緝毒局主任赫魯．威納科（Heru Winarko）將一包甲基安非他命放進焚化爐。

印尼國家緝毒局主任赫魯．威納科（Heru Winarko）接受《報導者》合作夥伴《Tempo》採訪時指出：「雖然毒品不是從台灣來的，源頭來自緬甸，但是都是由台灣人跟台灣漁船運進來的。」不過他補充表示，這些被逮捕的台灣人不是販毒集團的要角，只是些小角色。

因毒品案件被關押在東南亞各國的台灣人，也以在印尼的人數最多，從2017年5月到2020年2月，台灣人被關在印尼監獄裡的累進人數共有109位（註）。但多數被囚者不是毒品鏈的最上游和關鍵角色，出資者、製造者仍逍遙法外。

在東南亞國家駐點超過12年，前任台灣警政署駐印尼警務祕書（註）李堅志在印尼期間，緊密地與印尼國家緝毒署合作，除了提供了許多珍貴情資，也親自參與實際偵查，讓順得滿66號等運毒船能夠被破獲。李堅志目前轉任至新加坡，他在接受《報導者》越洋採訪時表示，相較於出錢的金主還有背後運籌帷幄的操盤手，這群被販毒組織稱為「交通」的走私運毒者，主要是負責開船，到定點搬貨、出人力，在販運集團裡的角色並不大。

遠洋漁業沒落，漁人易被利誘

根據加拿大國際組織Ecotrust在2020年6月公布的最新報告〈毒品漁船：全球漁業與毒品走私〉（Narco-Fish: Global fisheries and drug trafficking）顯示，2010年到2017年這8年以來，被利用在毒品走私的漁船數量翻了3倍。其中，東南亞地區海域是世界各海域中，破獲漁船毒品走私數量的熱點之一。這份研究指出，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最主要是因為遠洋漁業衰弱，以及政府並沒有及時對產業伸出援手。

因遠洋漁業景況不佳，財務出現困難，以往從事漁撈工作者開始被利誘，或變賣漁船，甚至有人加入了毒品運輸鏈裡當了「交通」。

「我知道小琉球有幾位船長有在幫人運毒，其實這些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說而已，」台灣屏東縣小琉球鄉的前任縣議員洪慈綪長時間來往小琉球與東港，她認為漁民為掙一口飯吃，有時候雖然知道僱用自己的老闆可能是表面上用合法（漁業捕撈）來掩飾非法（販運毒品），但受雇者為了餬口，也不會多問。

航道上密布的運毒物流

2018年2月，印尼海軍於巴淡島海域截獲順德滿66號，其船上載運了超過1噸的甲基安非他命。

「這是一個物流系統，不是抓到一次、兩次就可以瓦解販毒集團⋯⋯它是一個供應鏈，哪裡斷鏈就馬上補充，」多次進到監獄與運毒漁工和船員談話和錄口供的李堅志說，販毒集團除了會將漁船船身改名、掛上不同國籍的國旗，也會時常買賣船隻，讓各國警方不知道該追哪一艘船；有的集團旗下多達7艘船，交換運用。他說，航道上行駛的不會一直是一艘船，而且會經常變換航道。

以合法掩蓋非法的運毒船，使得各國政府的漁船監控系統（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也不總能追蹤到漁船位置。

以順得滿66號為例，因漁船船位回報器故障等理由未回報，台灣的漁業署在2017年8月對該船裁罰了4次共330萬元的罰金。2018年4月也因未裝設船位回報器，漁業署對其裁罰1,200萬元，並廢止其漁業執照。

台灣漁業署遠洋組技正戴仲君受訪時表示，順得滿66號目前只付了不到百萬元的罰金，其他罰款已責請法務部進行強制執行，鎖定船公司擁有者進行財產凍結。《報導者》追問這艘船登記的負責人呂東錦下落，卻得知此人在事發後已「跑路」。

我們進一步追問漁業署，像順得滿66號這樣連續2年被裁罰，漁業署是否能從不法歷程中特別加強監管，或進一步了解漁船被濫用為犯罪交通工具的風險？戴仲君說，「我們（漁業署）這邊管理的比較是漁船是否在規定的區域捕魚、捕獲的魚種是不是符合規定。毒品這部分應該是海巡署、調查局會比我們清楚。」

因貪而起的複雜利益，讓販毒集團控制著船東、船主、漁工，負責運輸鏈裡的「交通」。船員和漁工們的手法通常是這樣的：由「子船」把毒品從緬甸港口運到公海的某處，把毒品以GPS浮標定位之後浮在海面下；接著，公海上的「母船」循著座標到定點將毒品撈上船，再前往目的國如印尼或澳洲附近的公海，以同樣方式將毒品設定座標丟在定點；最後，另一艘從目的國出來的「子船」打撈毒品，運入目的國內。

這種方法讓船與船之間並不會有不必要的互動，保證運輸時母船與子船互不相識，即便有船隻被執法單位逮住，能夠透露的訊息也相當有限。

台灣與印尼警調間的半官方合作

曾於2014年至2018年派駐印尼的調查局法務祕書林海洋。（攝影／楊子磊）

同樣也是從2014年到2018年在印尼駐守的台灣調查局法務祕書林海洋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舉了另一個案例。2017年7月他在追捕另一艘船隻「流浪者號」（Wanderlust）時，就在船上發現其他國家的國旗。這些運毒的漁船會在船上準備數個Logo、各國國旗、甚至偽造不同船籍資料，有時在船身上漆上不同國籍的船名，隨時準備變更塗裝，掩人耳目。

這就是為什麼印尼與台灣的專案小組2017年在澳洲西岸發現順得滿66號時，卻讓它從眼皮下溜走。「你記得馬航的MH370嗎？這架大型客機在失事後，直到現在都還找不到，」林海洋說，飛機都找不到了，更何況是要在大海裡找一艘小漁船，有時候真的比大海撈針還要難。

近年來，台灣人涉入的跨境販毒集團利用運毒船到印尼的數量增加，警政署從2007年就派駐一位警務祕書在印尼；而調查局也從2014年開始，派出一位法務祕書駐點，跟印尼警調合作。但也因為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受制於中國，讓台灣警調執法時不易施展。

「我們要在沒有執法權的地方，創造執法空間，」李堅志指出，雖然台灣在印尼沒有執法權、沒有司法互助協定，甚至連基本的共同打擊犯罪協議都沒有簽署（註），難以執行共同調查取證，但他認為，若得到印尼高層的默許，建立默契與信任，其實台印在打擊犯罪上，仍可能有類似半官方的合作。

李堅志在2015年與印尼警調共同破獲了共96人的跨國詐騙案，又在2017年跟2018年的「流浪者號」與「順得滿66號」的毒品走私案中提供大力協助，獲得印尼警調高層相當的信任。

因為受到信賴，當時李堅志甚至能「調動」一支印尼官方授權的執法小隊，讓他可以「指揮」這支小隊進行搜索、跟監等行動（註）。但獲得駐在國的信任，隨之而來是破案的責任。

印尼警調通常沒有準確情報，不敢隨意攔檢。因此當李堅志獲得情報時，必須仔細查核，確認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才會要求印尼警調出動。「有些商船被你攔下來停個幾小時，損失的金額就是幾百萬起跳，」李堅志說，駐外人員得是膽大、心細且有辦案經驗的資深警調人員，否則不會輕易外派。

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台灣與國際合作緝毒的工作仍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例如在一些執法鬆散的國家裡，外國警調單位介入當地的司法系統，有時候吃力不討好。

一位不願具名的台灣駐外人員指出，在印尼、泰國等國家，販毒集團早就打點好地方執法單位、留下買路財，「某些國家最大的幫派就是警察。」另一位長年研究東南亞犯罪的台灣資深警調人員指出，販毒集團不需要跟當地幫派合作，只要跟政府單位合作、分給他們一杯羹，毒品就可以順利入境。

在印尼，只要販運超過5公克的安非他命，最高罰則就是死刑，但運毒者被販毒集團吸收後，為了幾十萬元的酬勞，就帶著僥倖的心態，滿載毒品而來。印尼政府上次對外國囚犯執行死刑是在2016年，槍決了2位由澳洲運毒入印尼的澳洲國民。

目前流浪者號的8名死刑犯在2018年4月一審時全被判處死刑，同年9月二審時，印尼高等法院駁回上訴，維持8人的死刑判決。而順得滿66號的4位，在一審時，除了轉作汙點證人的黃慶安被判處無期徒刑，而謝來福等3人皆為死刑；但在2019年初二審時，又被改判4位全部死刑。目前順德滿66號的4位嫌犯堅持上訴，死囚仍抱著一絲活下來的希望。

至今，謝來福的家人還沒有跟視障的母親告知謝來福的去向，他們跟母親謊稱謝來福出國工作，還有好一陣子才會回台灣。他們不曉得，這個謊言必須維持多久。家中一角還有一張謝來福在離家前與母親拍的合照，照片裡，他的笑容自信滿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