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路財神報重慶特派記者—-夔劍
緬懷成都賢老廖品正先生兼及中國駐日佔領軍大歷史公案
童年駐日本揚國威昭正義、退休傳史實勤公益多功德
[五路財神報]文創園地特別報導—-
一、緬懷成都賢老廖品正先生
二、中國駐日佔領軍大歷史公案
25日，曾突擊出一個約5千字的祭文，發佈未能過關；勉力完善了兩天，因內容太多，調整成兩部分發佈。
第一部分 緬懷成都賢老廖品正先生
10月24日，川軍抗戰史頂級學者、《抗戰中的川軍》作者何允中先生告知，成都賢老廖品正先生于淩晨3點辭世，聞訊悲傷，撰文緬懷。
廖老生于抗日戰爭浩劫中期的1939年，曾執教成都22中，享年81歲。我是2007年義賣紀實文學《川軍》給老兵贈書時結緣他，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之交的，因此向他請教、交往的多是抗戰史、黃埔同學會相關事情，還一起參加過汶川賑災。這些使我對廖老師少年時代和退休後事蹟相對瞭解一些，對他青壯年時代之人生黃金歲月、新中國建設發展非常時空的修為功德反而知之甚少。如今賢老仙遊，無力述評生平概貌，只能追憶童年和退休後兩部分修行功德，頗有遺憾。
廖老師少年時代，曾隨著父親廖季威，到近現代中國和世界大歷史中的一個特殊重要時空去生活、上學——東方傳統文化也稱之為遊學、修行；而這段歷史，由於多方面的複雜微妙原因，長期被相關多國的多方面有意無意淡化、雪藏著，以至於長期以來國人、世人，甚至包括一些見多識廣的相關史學者，很多都沒聽說過這段重要歷史。這段秘史，直到後來廖季威–廖品正父子先後多次勉力揭示，才逐漸浮出水面，逐漸成為世界大變局非常時期的天劫、天演級變局的又一個破劫玄關。
這就是神秘詭譎的中國駐日佔領軍史。
也是由於追憶廖老師修為功德的緣故，使我得以再次突擊梳理這段大歷史公案，並在本文後面專門介紹，勉力突破玄關，破解劫局，傳薪時人，史鑒三世。
中國駐日佔領軍，是二戰結束後，美國方面主導的對日決戰同盟四大之美蘇中英，分別派兵到日本，進行分區佔領管控中的中國軍隊。
蔣介石–國民黨右派主導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當局，從遠征軍榮譽一、二師中突擊新編了67師，作為中國駐日佔領軍。在日本於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就迅速抵達日本參與受降、戰爭追責一系列事宜的“中國代表團”，為中國駐日佔領軍進行了前期準備工作。廖季威是代表團軍事組的上校參謀，是為中國駐日佔領軍做前期工作的最重要幹部之一。
就在中國駐日佔領軍前期準備基本到位，向南京政府發出佔領軍大部隊可正式出征電文之際，國共內戰大爆發，67師被轉用於內戰江蘇中部戰場，並分散到65、69師，被粟裕–譚震林所部華中野戰軍及華東野戰軍包圍團滅，駐日佔領軍派遣計畫功敗垂成，演繹出諸多歷史和史謎。
作為對中國駐日佔領軍計畫功敗垂成的補救，國民政府讓代表團成員的部分直系家屬前往日本居住陪伴，以壯行色，以“持久抗戰”。可以認為，這些前往日本陪伴、照顧丈夫們進行党國公幹、民族大業的婦孺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和肩負為中國代表團壯聲勢的中國駐日佔領軍的角色。
這是一個很奇葩的社會學和國際政治行為、事件，蔣介石–國民黨當局的用心良苦，以及由於在國家政權層面容不下異己、執迷于高度集權的黨天下一念之差的內戰惡果，都可見一斑。蔣公，中等智度、德不配位的草莽，大勢至智慧很有限，常因小失大，企圖用些許小策略去彌補巨大的天裂、天漏、天塌，青史照妖鏡高懸，天網恢恢，豈能遁形，識者苦笑之。
由於蔣當局令人啼笑皆非的作為，7歲的廖品正得以有緣隨母親一起前奔赴日本東京，這是一個特殊重要的大歷史戰場的前線。
與他們母子坐同一架飛機的，還有著名作家、教育家冰心、吳青母女。她們是代表團文化組組長、融通中西方文化的大學者吳文藻的家屬。吳文藻還是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的顧問，他生於1901年12月20日，1985年9月24日去世，江蘇江陰人，與周恩來是小老鄉，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本土化、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積極實踐者，是著名學者費孝通、林耀華、黃華節等的老師。
吳文藻、冰心、吳青在日本合影
代表團的幹部和成員，都是歷史名人，駐日期間為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民族做了很多事情。主要是對日本戰犯追責、懲處和索賠。
在駐日代表團、梅汝璈大法官等多方努力下，在南京參與“百人斬”的日本殺人狂魔谷壽夫被引渡到中國審判、槍決；東條英機等戰犯被判處絞刑架……。相關史料、專著很多。
東京大審判時，廖季威曾作為中國官方代表，坐在貴賓席上。
當時，日本方面對中華民國是有所賠償的，其中包括若干軍艦。還沒收了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掠走，在日本公園裡展示、炫耀的鎮遠艦鐵錨。
但所有賠償加在一起，都遠遠不足以抵償損失和罪責。美國主導下的賠償方案，是圍繞著美國方面利益設計的，對中國的賠償只是象徵性的。顯然，要是參照甲午戰爭時期清朝的割地賠款情形進行較真，即使整個日本國全部賠償給中國，也是不夠的。而很多歷史恩怨，很難用簡單的世俗法、比較法進行終極審判、妥善解決。這是我多次強調的。
吳青記得很清楚，那天是1946年11月9日，因為正好是她的生日。作為軍迷的廖品正則弄得很清楚，並且經常強調，他們當時乘坐的是C-47軍用運輸機。
我曾請廖老師手繪過駐日佔領軍駐地、學校佈局圖，可惜幾次大搬家放失手了。我又悟性好記性差，圖形記憶力尤其慚愧，也回想不出來畫的圖樣了。
吳青和廖老師都清楚記得，代表團駐地的辦公區、宿舍、子弟校在一起，內部按功能分區。宿舍樓分成兩片，一小塊有三棟，其中包括吳文藻家。廖季威家在另一片。當時中國駐日代表團的門牌號是按中國駐日代表團的英文縮寫編的。
廖品正家的門牌號是CMD11。是一個兩層樓的日式別墅，進門有一個院子，樓房是落地玻璃的平推門，每層有8間房。他家住在一樓。原張學良先生機要秘書、代表團政治組的苗劍秋先生家住二樓。
苗劍秋（存疑）
鄰居有張鳳舉。張鳳舉（1895—1986) ，別名張定璜，江西南昌人。民進成員，作家，文史學家，批評家，翻譯家。
博學又喜愛孩子的冰心阿姨，當時已是名氣很大的才女、作家，被推舉為代表團子弟校的校長。另一些有多方面學識專長的新青年女士，則選為教師。
小朋友們的年齡參差不齊，例如，吳青比廖品正大2歲。當時具體怎麼教學法，我已無緣為自己此時此刻的閃念，和可能也感興趣的讀者，向廖老師請教了。
不難估計，教育這些為數不多的孩子，對教學經驗豐富的大學者、新青年女士們，自然不是難題。或許大體上是通用教材，加上自選教材，集體講課與自學答疑相結合，因材施教吧。
有一件事，是廖老師經常講到的：子弟校每天要做一件事，就是升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孩子們大多都是重慶大轟炸的倖存者，目睹過很多親友、市民的傷亡，是很仇日的；他們也是以戰勝國、勝利者代表的驕傲姿態，進駐日本首都的，並為此每天在敵國首都驕傲的升起祖國國旗，宣示勝利和國威。這裡隨緣普及一點關於青天白日旗、中華民國、國民黨的史學常識，糾正一些使人哭笑不得的認識誤區、偏執，勉力化解一些因偏知、偏知導致的紛爭、內耗。
很多“小粉紅”，甚至“老粉紅”，一見到、一聽說青天白日旗，就會情不自禁、習以為常的聯想到、也只能聯想到那個消極抗戰、積極內戰、大屠殺共產黨人、圍剿紅軍、積極內戰的蔣光頭；在他（她）們心中，似乎青天白日旗、國民黨、中華民國就是老蔣，老蔣就是青天白日旗、中華民國、國民黨，進而突出青天白日旗就是歌頌國民黨的反共“果粉”的陰招、洗腦、帶路云云。
而中國網等很多網站對“青天白日旗”的歷史真相、沿革和寓意，卻是這樣說明的：
青天白日旗
辛亥革命時期制定的第一面旗幟。由興中會會員陸皓東設計。後來由繼承興中會的中國國民黨沿用為黨旗至今。
1895年興中會為發動廣州起義，曾議決以此旗取代清政府的黃龍旗。因廣州起義在爆發前遭清政府破壞，旗未使用。1900年惠州起義首用此旗為標幟。其後尢列在南洋創立中和堂，各會所均懸此旗。當時旗上所列叉光多少不一。後經孫中山解釋，稱叉光代表干支之數，應排作十二，以代十二時辰。自此成為定制。
旗作藍色，以示青天；旗中置一射出叉光的白日圖案。
“青天白日”是中國國民黨黨徽。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中華民國國旗（1924年至今）。
【對於這個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我在這裡隨緣運用從泛系中道理論，從標誌設計專業探討的角度，略提改進提議：
原圖案下面紅色部分，寓意革命鬥志和血性；大塊的紅色，適合於革命年代，對非革命年代不太吉祥。我主張下面部分的基礎色調，宜改用金黃色或正黃色，寓意黃土地、黃皮膚、中國人、永恆、價值等等。
中間用紅色或白色的圓形，或者紅白相間的陰陽魚，寓意太陽、光明、日月和地球、晝夜輪回、陰陽平衡、陰陽變化等等；
十二星芒，這個元素不錯，對應中華年曆，也是天地法則、天道文明的重要標誌，可以保留，顏色酌情搭配。也可以改為五星，寓意五行生克和諧、五族共和等等；或者七星，寓意北斗七星，天罡正氣，七巧等等；
上面用青色或藍色，寓意青天、藍天、光明、浩然正氣。
色塊、圖形的各自面積，須整體協調。】
可能有讀者會問，這麼幾十上百個婦孺，深入敵國首都去生活，升國旗，揚國威，會不會引起日本民粹主義武士、浪人、黑社會等等的懊惱，安全受到威脅？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日本昭和天皇宣佈投降後，雖然有一些剖腹自殺的，但日本的國民性總體上還是正義的，知道侵略戰爭是理虧的，很多人是真誠的對侵略戰爭帶給中國的浩劫道歉，有些人則是敬畏天皇聖裁、官方命令，因此大多對各國駐日代表團、佔領軍和家屬都很恭順。中國代表團的孩子們，基本上都沒受日本青少年和成人的主動欺負、攻擊，反而是這些中國小孩時不時教訓、欺負附近的日本小孩，以此為自己遭受的戰爭苦痛、為戰爭中傷亡的親友同胞們報仇雪恨。
其中，作為子弟校校長女兒的吳青，年齡較大，是在戰火中長大的孩子，比較膽大義勇，很有些男孩子性格，是個孩子王，時不時組織小朋友去打“小鬼子”；而廖品正則是打架鬥毆時常常衝鋒在前的童子軍勇士、急先鋒。
當這些中國小孩遭到大一些的日本小孩反擊時，中美憲兵，乃至日本成人、員警，都會毫不含糊的護著中國小孩，這可是維護國際秩序的大是大非問題，於此大事不糊塗。
但這幫中國小孩欺辱日本小孩的行為，後來引起中國代表團大人們的重視，甚至還可能專門開了研究會，然後對孩子們進行了訓斥和教育。孩子們被告知，日本平民大多也是戰爭受害者，小朋友更是無辜的。他們還逐漸被大人帶著與日本鄰居、小孩家交往，和平共處。
吳青在50多年後與廖品正再次見面時，還在強調了這個觀念；她甚至強調，當時的日本平民很多反戰，但平民沒有話語權，反對也沒用；還拿中國民眾甚至社會賢達人士，也常常對中國官府的一些大政方針、具體政策偏錯束手無策、恨鐵不成鋼來類比。
我由此估計，大陸和臺灣的國共兩黨當局，可能都曾異口同聲的強調日本平民總體上也是戰爭受害者的觀念，並且都將此作為重要政策，對大人和孩子們進行了相似的教育、約束；
這實際上也是孫中山先生博愛精神、廣義民族主義、大亞洲主義、統戰策略等的一個縮影，一個範例；
略為深究，其中有得有失，進而導致當今中日美關係多了一些變數，印太危局也更加危機並存，或左右逢源，或寬嚴皆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決于中允——這也是泛系中道理論一大要義和精髓。
作為大歷史學者和國際時事評論員，我深知，甲午戰爭、中日戰爭時期的日本社會、民眾，與當今日本是很不同的，當年反戰的日本民眾遠不像現在這麼多。明治當局在甲午戰爭首戰豐島海戰偷襲成功，把清軍俘虜押解到日本遊行羞辱之後，和甲午戰爭獲得各地賠款之後，日本官軍民普遍陷入侵略狂潮，普遍積極支援官軍大舉侵略中國。
後來一些日本老兵、國際戰略家、民眾的和平主張、反戰運動，主要是二戰慘敗後痛定思痛的結果；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征戰整整50年，直接間接殺害了數千萬、上億的中國人，自己也傷亡數千萬，最終什麼好處也沒得到，還成為世界上唯一挨原子彈轟炸的國家；還長期被中國、韓國、朝鮮和很多國家的學者、民眾責駡、索賠；他們不願再重蹈大戰浩劫，不願再成為歷史罪責的替罪羊。
日本明仁上皇，在去年五一節前後禪讓之前，多次呼籲牢記戰爭災難的教訓，積極維護東亞和平。特別是他的82歲生日感言，我很感慨，隨緣惜緣，寫詩禮贊。其實，很多日本智士都明白，這次禪讓也是在頂住美國方面的巨大壓力，勉力維護日本政局穩定，勉力呵護東亞和平、世界和平，可惜很少中國官民有緣看懂——曾慶紅、陳昊蘇當年呼籲中國需要更多知日派、親日派的內行高見、焦慮，很少中國國民真明白，所以，後來北京的對日政策實在……（通關刪4字）。
但並非所有日本官民都能領悟明仁上皇、曾陳高賢等的中日和睦主張的英明和重要性，很多日本官民對供奉有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有著執拗的尊崇、祭拜，包括剛剛因病辭職的前首相安倍晉三。
由此可見，吳青所接受、宣傳的日本平民大多反戰的說教，還暴露出中國泛精英群體中有一部人，對國際戰爭的認識、理念有著令人尊重又令人擔憂的善良與片面。
9·18事變、7·7事變、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等等歷史事件和現實事件都警示國人，在外患內憂又蠢蠢欲爆的今天，對和平與戰爭複雜微妙關係的主觀想像，一念之差是很危險的；及時進行足夠廣泛、深透的反省，足夠知己知彼，積極防範于未然，積極興利避害，是至關重要的。
而中國官民——包括一般意義上的賢達、精英們，恰恰在積極進行史鑒反省、知己知彼、防範于未然、興利避害方面存在著一種很嚴重的民族劣根性：善善惡惡而亡的民族劣根性。
是的，善善惡惡而亡，是中國官僚、中國賢能、中華民族嚴重存在、卻嚴重忽視的一大劣根性。
這一劣根性，深刻導致了中華民族的很多浩劫，進而演義出龍族志士義勇救亡的愈挫愈奮、前赴後繼，和多難興邦的悖論迴圈。值此外患內憂重又蠢蠢欲爆之際，我不得不為勉力終結這個迴圈，阻止盛世突毀重演，而勉力預警這個劣根性，促進龍族智士們積極根治這個劣根性。
隨著國共內戰形勢明朗，中國駐日代表團逐漸分為三派。一派主張去臺灣，一派主張回大陸，一派主張到香港、美國或其它相對中立的國家或地區。其中，有3個主張回大陸的人，被臺灣當局槍斃了。國共矛盾衝突的激烈性，時常超過中日矛盾，我不知當局者們是怎麼學習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名列首位的民族主義的。
廖季威、廖品正，吳文藻、冰心、吳青兩家人，屬於僥倖成功回到大陸的。但他們回國之後的際遇卻很多不幸。其中有很多故事，我聽說過很少一些。把這些事梳理和記敘到足以發表、不被封貼、不被真假毛粉中的真假幼稚病者圍噴的程度，勢必需要很多時間，為突擊祭悼廖老，這裡就不在這部分多花功夫了。
與很多位高權重、持盈保泰、愛惜羽毛、老成持重、因循守舊、因小失大的泛貴族類精英不同，相對平民化的廖老師，在退休後，以純民間的身份，不完全按著官宣主旋律的基調、部署、節拍，也不完全是站在對立面，而是按著自己對歷史真相的瞭解，和對文明正義的理解，去展示日本侵華史事，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做了很多公益活動。
廖老師這方面具體作為的方式方法，與他退休後隨緣做的一個生意有關。他退休後，曾在公園裡做拍紀念照快速列印和塑封的小生意。在當年，這是一個科技知識要求不高，投資不大，比較賺錢的短平快生意。他掙了一些錢，為方便做生意和公益活動買了輛“拓兒車”。他沒進一步參與炒房、炒股，早年做小生意賺快錢的人，要是炒房、炒股，後來成為千萬、上億富豪是大概率事件，並且還是幾乎沒有原罪的那種大富豪。
廖老師發揮會照相、會用電腦做圖片處理的長項，把大量時間精力轉向搜集整理、製作抗戰圖片、史料，到各種抗戰相關紀念活動上免費做圖片展，還慷慨給一些機構贈送所搜集、整理的圖片。其中包括在四川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和在北京盧溝橋的中國抗戰歷史博物館。
其中，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羅存康（當時是研究室主任還是副館長，記不准了）捐贈了很多珍貴圖片，是我隨緣向到成都搜集文物的羅先生引薦的廖老師。
廖老師把他父親當年在日本刻制的水晶私章，捐贈了建川博物館，樊建川把它申報成了國家一級文物。
隨緣透露一個樊建川與文物的非常秘密。
樊建川是中外著名收藏家，他曾用兩張地圖的鐵證，駁倒了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一個公案。
國家在文物保護方面有個規定，當一個博物館有10件以上國家一級文物時，政府就要派一個班的武警保護。樊建川曾為爭取這個國家政策，也是為了保護文物，突擊批量申請了一批一級文物。由於他在抗戰歷史研究、文物收藏方面下的功夫很深，深受國內外文物收藏、保護界尊重，國家文物局給他一個很特殊的權利，可由他自己擇選文物，申請評定文物級別，基本上是申報即批。這次申報的國家一級文物，包括這枚印章，還包括我在《川軍》一書中的特別強調的幾個抗戰煙杆——作為大歷史學者，我也已有慧眼識珠的法眼了哦。
廖老師參加抗戰紀念、宣傳活動，主要是通過傅堯組織的四川抗戰老兵及後代聯誼會進行的，有很多定期活動和隨緣活動。
傅堯也是個社會活動家，他在成都時組織了很多活動，特別是抗戰方面的活動，我和廖老師還一起參加過他組織的汶川賑災活動。
傅堯是劉湘時期的川軍總參謀長傅常的庶孫。傅常是個大歷史級別的歷史名人，但現在知道他的國人和川人很少很少。傅常自號真吾，佛學、國學底蘊深厚，也是個文武雙全的人物，有很多歷史功德，很多抗戰史謎，是抗戰時期的尹昌衡——尹昌衡的功德、學識境界更高，足以與近現代湘學知行巔峰的左宗棠媲美。（《尹俊龍：尹昌衡將軍：抗英衛藏，生佛王師，川軍遺德，國碑永志！》
當年川軍總司令劉湘把四川大後方讓給蔣介石當局，自己奔赴前線去救護被老蔣有意無意調動零散而嚴重傷亡的川軍將士，導致自己在前線被老蔣謀害，傅常被迫回川隱退，讓老部將袁煥仙出面創辦了研修佛學的維摩精舍。
很多南懷瑾鐵粉，都曉得懷師是維摩精舍首座弟子，師父是袁煥仙，而不知傅真吾才是維摩精舍的“實際控制人”，更不瞭解傅常的大歷史存在。
並且，由於很多可悲可歎的歷史因緣，甚至連傅堯都長期不瞭解他的祖父，直到我發現和揭示傅常與維摩精舍的微妙關係，促助他與南懷瑾建立起聯繫。
南老也很驚喜有緣接續這段殊緣的香火，特別致函近現代佛學史大家、文殊院方丈、中國佛學院副院長宗性法師，請他襄助我搜集傅常史料。就是為南懷瑾囑託為他荼毗點火那個宗性法師。
南老後來流覽了拙著《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後，致函囑咐我，不宜耗費太多時間精力在歷史和故人身上，要積極開創新天地。
廖老師70歲時代的前中期，與4、50歲的壯年傅堯相得益彰，一起辦過很多紀念活動、公益活動。幾乎每次稍微大型一點活動，廖老師都要做相關抗戰主題的圖片展。
後來由於聯誼會未能註冊成為正式的民政社團等原因，傅堯不便多開展活動，後來又移民美國，廖老師也逐漸年邁，心有餘力不足，成都的抗戰紀念活動曾一度趨於停滯。
後來，廖老師較多參加四川和全國廖氏宗親會的活動，在廖氏宗親刊物發表駐日佔領軍的史事等等，還到湖南祭悼廖耀湘。
廖老師還與葉敦序等老先生一起，利用四川黃埔同學會這個金字招牌，進行一些抗戰紀念、宣傳活動。
2009年，因父母相繼病倒，我遷居重慶照顧，離開了求學、工作、生活了22年，有很多同學朋友的成都。
我也像吳文藻、冰心、吳青家，是個有很多書而沒房子的讀書人，花了很多房租來養書，多次被迫搬家。每次搬家都很麻煩，總會花加成倍的搬家費，還會把搬家公司的團隊累趴下，學海、書山的重量可見一斑，不是常人的頭腦和身體能夠承受的。
搬家到重慶時，年滿七旬，身體尚好的廖老師熱心幫助，把拓兒車的後排座位下了，參與轉運書到物流公司的倉庫。由於還雇用了拉貨的長安小貨車一起轉運，已記不清當時總共轉運了多少車。顧及老人家的健康，主要是借用他的車，和請他開車，沒讓他搬書。物流公司用一輛運轎車的超長大貨車把所有書和少量傢俱拉到重慶後，用加長加高的的長安小貨車拉了滿滿5車，由此自嘲“學富五車”。也因此，每看到滿屋子的書，不知道在電子圖書的時代該如何處理這些有些還很有用，有些可能再也用不上的紙質書時，常想到廖老師的義氣和恩德，並希望日後有緣為自己和天下博學智士們，研製、促成一套真正足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政策——我深知，危在旦夕的人類文明，能否僥倖劫處逢生、逢凶化吉，深刻取決於各國大智度學者群體的智慧境界、生存狀況和權能大小。要是全人類無緣及時修行出足以破解萬古劫局的大智度智士群體，或者大智度群體僥倖修成，卻由於生存艱辛、位卑言輕，無緣及時得到足夠的公權賦能，慘烈程度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類文明大浩劫將不可避免。
我離開成都的2009年至2016年前後這段時間，或許是廖老師人生最輝煌的時期，他接受了鳳凰衛視、央視等很多媒體的採訪報導；還由於《我認識的鬼子兵》作者方軍的聯繫，2014年與闊別50多年的吳青團聚了……
這些都促使中國駐日佔領軍相關秘史得以逐漸浮出浩瀚史海的海穀水面，重見青天白日。
2016年，母校電子科大60年校慶，我回成都一趟，專門看望了廖老師，憑弔了人民公園東門的川軍無名戰士雕塑——這個雕像因修路從二環路牛市口收藏到一個庫房去了，我曾和廖老師參與呼籲有關方面儘快把安放出來，並建議安放到人民公園。我主張放在人民公園內，並新建一個川軍廣場，搞個紀念館。官方最終由於這個雕塑是市政所屬的城市雕塑的緣故，放在公園門外。
廖老師給我一個他與吳青、方軍會面的視頻，其中，吳青透露了中國駐日佔領軍歷史成為史謎的諸多因素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涉及到天劫和天機。作為天機閣主人，我深知，天機有不宜洩露者，洩露不祥，必遭天譴；天機有宜於宣示者，隱瞞不祥，必遭天譴。過去的國共史謎，如今時過境遷，風雲變幻，揭開這些史謎的天機已經到來，是時候進一步揭秘了，要是再不及時進行足夠深透、足夠理性的解謎，已然鋪天蓋地、蠢蠢欲爆的劫雷雛形，有可能激蕩到多國、世人難以承受的慘烈程度。
廖老師去世前是四川地區已知唯一健在的，曾跟隨中國駐日代表團赴日本的歷史見證者。川軍史著名民間學者、《抗日戰爭中的川軍》作者何允中先生強調：“廖老師的離去，是抗戰歷史的一大損失。”
我很贊同他這個評價，並對此深感遺憾和痛惜。
何允中先生本人也是個傳奇，他是川軍藤縣保衛戰抗戰何煋榮團長的兒子，是我知道的對川軍抗戰史研究功夫最深透的學者，並因此成為抗戰史研究最專業的學者之一，肯定達到甚至超過中國社科院的一些抗戰史研究員（院士）的水準，也屬於高手在民間的人物。他對廖老師這個評價，貌似平常無奇，實則客觀公允，涵義巨多，絕非虛言。
謹此緬懷成都賢老廖品正先生！
